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改革

北京泛亚智库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百年以来中共领导的三次经济改革，首先谈谈第一次经济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一、中共百年的三次经济改革：

　　中共领导的第一次经济改革：1936年至1949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改革，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次经济改革：1950年至1958年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公私合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第三次经济改革：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计划经济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走向现代化、成为经济强国。

　　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四项经济改革：

　　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银行、土地纠偏与土地改革、盐业管理。

　　三、研究陕北革命根据地经济改革的现实意义：

　　1、经济困难、经济危机、经济下滑怎么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重视内循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2、重视金融：利用经济杠杆发展经济。

　　3、重视土地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土地使用问题，是民生第一大事。

　　4、盐业管理问题：重要战略物资由国家控制。

　　第一项经济改革：大生产运动

　　1938年，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

　　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坚定地回答，“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1938年，边区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开始了农副业生产，诸如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这些做法使他们的生活供给得到一定改善。党中央及时总结这个好经验，逐步开展延安大生产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

　　一，制定政策

　　党中央和毛泽东还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发展和政策。诸如，在工、农、商各项经济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第一”的方针;在农业生产领域，实施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累进税制等政策以及“组织起来”开展劳动互助的方针;在处理各种关系问题方面，提出“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政策等等。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

　　二，工农商贸

　　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办农场和菜园。工业合作社举办缝衣、制鞋、牙刷、焊工、木工、纺织等工厂。畜牧合作社组织养猪、养鸡、养鸭等。商运合作社组织运输队，开展为盐业公司驮盐、到定边、陇东经商等业务。位于延安城南关的新市场，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被时人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

　　三，实行屯田

　　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留守部队的指战员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屯田”号召，提出“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口号，一面开荒生产，一面保卫边区。

　　四，变工互助

　　当时边区农村中涌现出许多模范互助组织。都组织起来，在全年各种生产活动上实行互助合作。他们按不同季节和农活，分为若干搭工组，各组既独立劳动，又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不同人员的积极性和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五，培养经济人才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经济建设的骨干人才，积累了领导经济工作的初步经验。

　　子洲县在大生产运动中，扩大盐业生产，盐井由几十口发展到120口，盐工由200多名增加到七八百人。王震将军的三五九旅四六团进驻盐湾，在周欣团长的带领下十里盐湾驮盐的驴队浩浩荡荡，把食盐送到延安城。盐湾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保证了边区政府最基本的财政供应。徐家沟煤矿响应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号召，1941年3月，由三五八旅与当地政府合建了徐家沟煤矿，1942年投产，有职工240名。煤矿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项经济改革：陕甘宁边区银行

　　1937年10月1日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历史上，陕甘宁边区银行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经济作用，其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有着直接继承的渊源关系，都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银行的历史见证。因此，陕甘宁边区银行可以说是承上启下，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的生存与发展得以一线贯穿，一脉相传。

　　一，开展业务：

　　存款业务、贷款业务、汇兑业务、发行货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实物贷款

　　二，健全银行体制

　　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设于延安。下设绥德、关中、三边、陇东四个分行及支行、办事处等分支机构。这是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第一家自己的银行。

　　三，培养金融人才

　　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一任行长曹菊如后来成为是新中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二任行长朱理治，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

　　1947年6月1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到达子洲县马蹄沟， 在水浇湾村栾家渠办公。栾家渠内有上下两排窑洞，一共20多孔。边区银行就在下面的院子里办公。6月28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了边区银行根据当时形势提出的关于“对外打开贸易路线，对内调剂物资、活跃新市场”的方针。7月21日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致电任弼时并转彭德怀、贺龙等，提出清查并动员贸易公司、银行等家务，以维持券币;吸收冀南银行币并开辟与晋冀鲁豫的贸易;大公控制部分必需品以控制市场：提议前总将战利品归公，提奖20%外支持财政。7月24日，根据边区银行的建议，西北财经办事处召开会议，决定整顿金融、驱逐白洋、法币，扩大券币流通。7月26日，边区银行发出《关于目前金融业务的指示》通知，提出当前金融工作的两大基本任务是：缓和物价上涨，推行本币：继续必不可少的发行，支援前线。

　　第三项经济改革：土地纠偏与土地改革

　　一，张闻天调查土地问题

　　张闻天率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决定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团”，奔赴抗日前线的边区根据地，亲自进行农村调查。他于1942年1月26日从延安出发，先后在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兴县高家村区、米脂县杨家沟及米脂县城等地调查基本情况及土地问题，后又在绥德县西川、双湖峪等地调查花户经济状况及公粮、户地、盐滩、炭窑等情况，在绥德市调查商业情况，直到1943年3月回到延安。

　　二，习仲勋领导土地纠偏

　　1948年1月4日，在杨家沟中央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习仲勋同志致信西北局并转党中央，汇报绥德各县在土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改革应沿着什么方向前进，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毛泽东看到这封信，立刻给贺龙和习仲勋及西北局发来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地委启程前往子洲县检查工作，连续3天，没白没夜地找各级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土改进展和遇到的问题。他交代这些同志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有思想包袱，实际工作中是什么情况就说什么情况，不得隐瞒，也不能夸大。接下来的两天，出席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听取每个人在会上的发言。

　　习仲勋在子洲整整待了九天，这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九天，勤勤恳恳走群众路线的九天。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祸害，血泪斑斑，触目惊心。例如有些地方把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演变为浑水摸鱼，少数人乘机打秋风，吃大户;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对准干部，连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家属也在其列;有些地方把贫下中农的东西也一律没收。某些机关、学校没有地主富农可揪，便揪自己的同志，如边保的马夫把同为马夫的班长当恶霸揪出来斗了，名曰让贫雇农翻身;绥德干部子弟小学把十几名八九岁的孩子打成狗腿子。

　　1月19日，习仲勋第二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电报列举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他特别强调：“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而且继续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各解放区，指示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习仲勋半个月内从土改一线发来的两个调查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思考。2月6日，毛泽东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和农会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习仲勋第三天就回电了，对三类不同解放区的概念作了清晰界定，并建议土地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他的意见和建议有理有据，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对习仲勋的电报稿亲笔作了修改和校订，再一次转发各解放区。

　　在当下，执政兴国，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愿各级领导，从习仲勋走群众路线、唯实求真、“土改纠偏”的故事中受到感召。

　　三，张氏丁田制

　　明洪武年间，山西某地张氏家族，拥有一块土地，随着人口的繁衍生息，逐渐出现了人多地少，粮食难以维计的问题。为了限制后代出卖祖宗土地，避免贫富不均，手足相残，张氏立丁田制。这样的土地公有制，有效地避免了贫富分化，维持了张氏家族的血脉传承。张氏生三子，老大张均政，老二张均聀，老三张均山。为了丁田制的有效传承，张氏特地在三兄弟名字里共用一个“均”字。

　　公元1376年，受朝廷之命，老大张均政及后人留守原地，老二张均聀和老三张均山奉命移民西迁。老二老三牵家带口，先在山西省洪洞县广济寺大槐树下集中，而后随移民前往陕北绥德州西川，政府官员把老二张均聀一家安排在大理河川克戎寨(今子洲县双湖峪街道办事处张家寨村)，把老三张均山一家安排在小理河川阿家湾(今子洲县电市镇张家沟村)。张氏两兄弟在西川立足，获得大片土地，对土地十分珍惜。为了避免土地买卖，出现一家独大，贫富不均，两弟兄约定继承丁田祖制。

　　所谓丁田制，是一种原始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丁田制，土地为户族公有，按丁分种，十六岁至五十八岁的男劳力为丁，具体是将全村土地按丁分份，按照山地，湾塌地，川地合理搭配，此外，每份丁地跟三分庄窠地和一分蔬菜地，每丁可获得相等的土地份额。张姓男子十六岁上丁种地，五十八岁下丁，个别无后鳏寡者，可一直种到去世前，作为养老照顾。这些丁地，上丁者只有耕种权，没有买卖权，但允许给别人租种。男子到58岁下丁时，必须无条件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新上丁者耕种。耕种丁地者，除每垧缴纳一升二合“皇粮国税”外(张家寨免皇粮国税，传说张均聀去官府缴粮，恰遇官府修建，有一根大梁需从东街搬至西街，官员戏言，凡能独立扛大梁至西街者，免粮税。张均聀力大无比，扛大梁至西街，从此，张家寨免粮税)。耕种丁地者，还要负担村上的唱戏、闹社火等公共事业费用。因土地公有，凡张姓本族人修建、占坟、道路、水路等一切为公用，不发生纠纷。

　　张均聀与张均山两家繁衍生息数千子孙，后人之中未有地主者。

　　老二张均聀用18石老粮获得张家寨数千亩土地。土地沿用丁田制，所有土地为张姓户族公有。凡年满十六岁的男子可上丁分得一份土地，直到死后才将丁地退出，女子无此权利。为了分的均匀，川地一年分一次，山地五年分一次。分地时根据地的远近、好坏，切割成不同的地块，然后抓阄决定由谁耕种。这种制度实行多年，即使迁移在外的族人，依然享有耕地权。土地改革后，张家寨不再实行丁田制了。

　　老三张均山生四子，家族共分四老门头。每一门头荐一德高望重者为村头，四个村头掌管全村的一切大事。张家沟的丁田制，具体体是将全村土地分为83丁，每丁八垧，其中山地六垧，湾塌地一垧，川地一垧。该村一般不实行定期的上丁、下丁分地法，83丁一般不变。只有在同治年间，村里男丁增至367人时，才一丁分为两丁，之前一直沿83丁未变。每年春上，四个村头一齐聚会计算上下丁的人数，若遇上丁者多，下丁者少时，只得推沿到下年在上丁。凡上丁者都请四个庄头吃一顿饭，就算注册上丁了。张家沟一直实行丁田制，直到1947年土改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取消了这一制度，村民按土改政策分得了土地。丁田制有效控制了土地出卖，因而张姓本族户与户之间贫富悬殊不大，只有到民国后期，张文清一家买了上百垧土地，是本村唯一的土地个人拥有者。

　　张氏家族实行丁田制，坚持数百年而不变，限制了土地买卖，避免了贫富分化，是一种先进的土地制度。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考察张家寨、张家沟丁田制，指出“丁田制是中国先进土地制度，张氏家族的先祖是中国家族制度的一代宗师”

　　第四项经济改革：盐业管理

　　食盐是陕甘宁边区的特产之一,主要分布在定边、盐池、子洲。边区在盐业经营中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1940年前边区的盐业生产、运输、销售都是自流的,政府只征少量的税。之后,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盐务局,对盐业的生产、运输、销售进行管理。边区政府积极开发这一资源优势,使盐业成为边区经济的支柱产业。

　　陕甘宁边区政府盐务局管理盐业的购销调存加。下设绥德分区盐务局、三边分区盐务局。后来成立子洲县盐务局。马蹄沟盐务所、三眼泉盐务所、薛家崖盐务所、盐淋圪堵盐务所。

　　陕甘宁边区时代，被毛泽东称为“中央第一财政”的三边盐务局、子洲盐务局，成为边区生死存亡的支柱。十里盐湾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曾动情地说：“宁丢延安，不丢十里盐湾。”

　　根据历史考证，十里盐湾最早生产食盐的年代又在什么时候呢?又是什么时候纳入官府管理的呢?西汉桑弘羊大农部丞隶上郡独乐盐官，宋改独乐为永乐，位于今榆林市榆阳区上盐湾镇的碎金驿，碎金驿又是官方设立的交易市场，因此就把延绥镇生产的食用小盐，称之为碎金驿盐了。而桑弘羊是汉武帝时大臣，在担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司农(公元前115)之后，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盐铁问题进行了整顿。他选派了得力的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头到各郡国，在整顿原有盐铁官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一批盐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