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黄奇帆，顶100个经济学者

作者：郑渝川

01   中国数字经济的趋势

　　近年来，我国加快推动数字经济部署发展，2020年数字经济总量已达39.2万亿人民币，名义增速为9.2%，显著高于当年的GDP增速，占GDP比重38.6%。重庆市原市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黄奇帆领衔所著的《数字经济：内涵与路径》一书指出，我国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奠定了数据要素、新基建、数字人民币等一系列数字经济运行的基础规则体系，并鼓励各地、各类企业在国家统一数字规则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尝试数字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

　　正是因此，我国数据要素的资源、资产属性逐渐清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更加多元，并逐渐规模化。这正在引发房地产、资本市场、科技创新、人才市场等传统领域相关产业的数字化革命。随着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产业互联网被逐渐接纳。而我国也将数字治理能力纳入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政府正在加速全面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应当看到，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存在举国体制、国家战略前瞻性，以及高水平覆盖的基础设施投建，还有就是多年来形成的世界规模最大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的优势，但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相应的短板。首先就是数字基础技术领域，还有不少“卡脖子”的项目，书中举例指出，在高性能芯片、智能仪器仪表、传感器、移动通信技术、操作系统、算力、工业软件等领域，目前我国距离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不小差距。发展数字经济，从根本上就是要释放数字生产力。而这必须首先致力于解决数字生产力的技术基础，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基础上的无线通信等技术，及其对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提出加速新基建，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提升、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增强奠定基础，从而让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得以在一个坚实宽厚的产业、技术基础上而非空中楼阁式的基石发展。

02   从数字新基建到产业互联网 

      这意味着，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人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目前以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成为国家资源以及社会资本重点投入的领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提到的各类新基建设施，有别于过去由对外开放驱动的外向型工业经济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比较均衡地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布，从而能够带动数字经济在全国各地获得相当平衡的发展，推动缩短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推进西部大开发、中部振兴形成新的格局。 不仅如此，新基建还需积极融合传统产业，使之数字化，从而让传统产业赋能增效，改造升级，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数字经济：内涵与路径》书中就此估算指出，我国工业产值在90万亿元左右，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5%的效能，每年就能在不增加其他投入的情况下，产生四五万亿元的增加值;相类似的，我国服务业有150万亿元的销售额，如果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5%的效能，还能产生七八万亿元的增加值。书作者指出，这种产值的增加需要改变城市、产业运行的基础设施，使之接纳数字技术，并调整运营模式。如前述，我国消费互联网市场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增量红利已经逐渐减退，这也就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一批世界知名的互联网企业涌现后，已经缺乏再涌现类似规模、体量企业的市场空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电信运营商的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增速也在持续下降。正因为此，消费互联网领域目前的竞争，越来越多地呈现零和游戏，利用人性弱点设计产品，普遍化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杀熟。

　　而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我国GDP相当于美国的70%，但美国产业互联网科技股市值是中国的30倍，我国还没有涌现领先的产业互联网巨头企业。当前要尽快推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实现数字化转化，接下来要实现“万物互联”，也就是通过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促成广泛连接，大范围地实现数据交互交流;在此基础上，迈向可靠的智能化，实现局部的智能反应与调控;走向“智能网联”，让整个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在人的智慧调动下，实现优化运行。产业互联网的最高境界是数字孪生，也就是数字模拟世界和物理真实世界的精准投射、交互协同、实时联动，比如，在制造领域，数字孪生可用于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等全生命周期过程，全面提高可靠性、准确性，很大程度上杜绝错误的繁盛，最终大幅度增值。 

03   中国经济的压舱石是什么?

我国是世界上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而我国又具有独一无二的完整制造体系，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企稳增长的基石。我国工业体系具备全工业门类、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三大特征，尤其是全工业门类就包括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从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等重工业装备，到纺织、食品、家具等轻工业都能生产，这是全球唯一的，意味着我国拥有完备高效的产业配套能力，形成了众多富有韧性的产业链集群。值得重视的另一点是，我国法律体系、税务体系、商业规则、语言文化体系都具有单一特点，这是印度等其他人口大国、领土大国所不具备的。黄奇帆教授指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构成了中国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可以大幅摊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采购成本、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拓成本。并且，还具有强大的“引力场”效应，也就是能够有效促成供给和需求，使之彼此共生，不断改善、升级。此外，中国经济的体量增强了抗击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的内外部较大风险的能力。尽管已经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但制造业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科研创新的主要阵地、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的有力支撑、稳定就业的关键环节、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效益和结构已发生重大转变，但还存在技术进步因素的拉动作用发挥不足，品种和质量多方面不足等问题，因此要把握当前和未来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仍要致力于积极改善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培育打造水平加工、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国家和地方都应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培育一批善于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并实施总装代理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的“链主”企业(类似于苹果、耐克等公司，可以剥离制造环节，但仍然把握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价值环节)，以“专精特新”为目标培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小企业。另外，我国还应加快补齐短板、力争前沿，解决高端数控机床、高端轴承、高端科研机器设备、航空发动机、后摩尔定律时代的集成电路、脑机接口、核聚变的有效利用、新型新能源、量子信息、深海装备等技术方向，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奠定良好基础。 

04 中国房地产还有戏吗? 

      黄奇帆教授认为，城镇住房的市场化改革为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来的持续快速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扩大了城市集聚，加深了市场分工，促成了各类市场更加发育成熟，应当正确公正评价这项改革的贡献。房地产市场近年来的转向、调整，持续成为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黄奇帆教授认为，不能将国家宏观调控理解为造成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原因，因为这一市场受到人口增长进入拐点、老龄化加重、中国城市化率接近天花板、人均住房面积接近饱和(2020年的人均住房面积接近50平米)、库存和闲置房总量达到高点、新建房产面积在2017年前后已经达到顶峰、大规模旧城拆迁改造已近尾声、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接近尾声、房产价格只涨不跌的惯性已经打破，再加上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快速升高以及盲目多元化造成的隐性债务企高，这10方面原因使得房地产行业必然要走向一个软着陆的方向。书作者预测认为，房产企业将不得不致力于降低负债率，回归国家划定的红线;开发商预售房大比重的无息债务融资行为将被纠正;四面出击、盲目扩张的发展模式会消失;房地产企业经营的租售模式也将改变。这也意味着，中国房地产行业、市场的运行，将更加回归理性，更加稳定，主要由供求关系、货币供应、杠杆率、经济景气指数、地段、周边配套、交易活跃度、司法拍卖、购房者预期等因素决定有限的涨跌区间，从而真正实现“房住不炒”。为此，国家也将更为有力地确保地方政府更好地做好城市规划、更好地控制土地供给总阀门、更好地管好资金供给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给，并通过改革房地产税费制度来切实抑制过度风险的滋生。

　　在回答学生提问时，黄奇帆教授还指出，目前北方、中西部的若干个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都在区域性城市群发挥着中心城市的功能，但这些城市都存在着周边的二级城市常住城市人口与中心城市人口比例失调，区域城市化率低于50%的问题，还有产业分工不协调、城际交通不到位的问题，因而预测今后一段时期内这些城市将继续致力于纾解城市功能，改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效能，增强统筹协调，而这也必然成为新一轮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和商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