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全球经济

　　——疫情后全球如何发展

　　布鲁金斯学会

　　一、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复苏的帮手?

　　(1)问题

　　新冠肺炎给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一连串坏消息：①自1870年代以来史上最严重的、最广泛的全球经济衰退(人均GDP下降5.4%，约90%的国家经济衰退);②社会大范围混乱，包括儿童死亡(因医疗中断导致六个月内又有120万儿童死亡)与失学、工人失业(截至9月仍有8.1亿儿童失学，4亿人失业);③跨境旅游(2020年上半年下降65%)、贸易(2020年上半年下降约15%)、汇款(下降7%)、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下降45%)等均有所或大幅下降;④强化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弱化了国际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开始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 SDGs)表示怀疑，质疑其是否仍有意义。

　　(2)思考

　　一些人士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异常艰难，需要确定重大优先事项和更可实现的目标水平，提议应降低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报告作者等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仍和以往一样重要，甚至是引导世界走出危机的重要指南。即使当前的政策有所不足，但这些目标在技术和财政上仍然是可以实现的。疫情危机并没有严重到改变消除极端贫困、遏制气候变化、保护海洋或建设包容性社会等的根本紧迫性，反而需要共同客观的标准来评估所取得的进步。

　　(3)未来方向

　　政府与私营部门均显露出一些迹象，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复苏政策的一部分。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欧洲复苏计划的核心;2020年9月，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世界经济论坛宣布一套通用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新型企业指标等。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的框架。发达经济体有更多的财力从疫情中缓解和恢复过来，也可以带头确保抗击全球疫情的充足资源，推动更好地管理气候、海洋和生物多样性等全球共同挑战，以公平和可持续性的方式改变全球经济规则等，从而使全球获益。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凸显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但也证明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建设具有弹性的全球经济所“必须具备”的里程碑式目标。

　　二、地方领导力：城市如何推动可持续复苏?

　　(1)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袭击了城市中心地区。据估计，全球确诊病例中有90%发生在城市。城市领导者处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在病毒爆发初期采取了果断措施，保护和恢复了公共卫生和经济安全。在全球范围内，城市间合作和城市组成的网络起到了协作领导、相互支持和知识交流的作用。但疫情在贫民窟等地传播更为迅速、社会健康部门一线岗位工人收入更低、黑人死亡率与住院率远超白人等问题暴露了深层次的不平等。

　　(2)思考

　　既保护公众健康，又推动绿色公正的经济复苏。城市领导者双管齐下：①继续优先采取措施确保公共卫生和安全，如社交距离政策、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开放机制、疫苗的推广普及等。②推动转型式复苏、重建经济和社会，形成更包容、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城市，如注重公平、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投资基础设施以促进疫情后复苏。

　　未来愿景仍面临挑战。城市领导者面临一些限制，阻碍了其成为绿色和公正复苏进程的纽带：①管辖权限制，城市领导者一般没有参与设计财政刺激与救助计划的权限，且面临来自本国政府和领导人的巨大政治压力，甚至人身安全威胁;②资源限制，城市的财政收入遭受巨大损失、与公用事业相关的税收与费用大幅下降。

　　加强治理以保持政治影响力。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国家和全球的影响力和领导作用，同时保持城市的政治影响力，城市领导人正在进行施政创新：①创新城市治理与公民参与模式，以应对城市重新开放时的结构性挑战;②重新思考决策和制定政策的模式，如研究如何创建和管理城市生态系统联盟。

　　影响国际政策制定与决策。全球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①采纳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以改善其决策，并在疫情后的复苏中注重决策的公平和可持续性;②通过自愿地方审查(VLRs)机制报告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3)未来方向

　　寻求新的财政安排。各城市均在采取措施展示其综合资源和资产，以树立信誉，吸引公众、利益相关者、国家政府部门领导者给予支持。城市能否成功地实现绿色和公正的复苏，将取决于其从各级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融资情况。

　　三、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有哪些政策选择?

　　(1)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质引发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呼吁，但多边主义的弱化和大国对抗的加剧又导致疫情后时代的多边合作似乎并不可行。国际合作的两大益处：①将一些国家对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造成的消极溢出效应最小化;②供应全球公共产品。国际合作也可以确保人类生命的内在平等价值，如旨在确保疫苗接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公平有效分配的“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AX机制)。

　　(2)思考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卫生领域合作的弱点，而其造成的经济收紧应对措施强化了民族国家的作用及对独立自主性的需求(尤其在全球供应链领域)，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去全球化。但相对而言，自由放任的全球化一旦消退，反而会增强合作带来的益处。自由放任的全球化中，若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那么过于活跃的产业政策或将增加报复性循环的可能性，而新兴技术会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因此，应制定规则，将负面溢出效应降到最低、减少“技术战争”的危险。预防流行病(包括由生物失误或生物恐怖引起的)、应对气候变化等减少负面(或增加正面)外溢效应的规则本身可以被视为公共产品，因此可以同时满足开展国际合作的两大益处。这些政策符合民族国家的自身利益，可以促成体制迥异的国家在众多领域开展合作。

　　(3)未来方向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持续支持及气候行动主义等案例反映出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合作有望在未来促进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可持续发展目标因其非政治性而被广泛采纳，其淡化了自由民主的基本特征(如言论自由、选举自由)，但反映了赋予自由的价值，即赋予人们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给实现这些目标带来了额外困难，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是国际合作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不同类型但志同道合的国家所组成的联盟肯定永远存在，并有助于解决特定问题。而联合国的成员国身份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采纳，有利于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实现所有国家都认可的重要经济和社会目标。与非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进行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应对此表示排斥。相反，当越来越多的人士和民间组织参与进来、展开合作时，更能有效地促进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推动跨国界和跨大陆的合作。

　　四、重启气候议程：优先事项是什么?

　　(1)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前气候危机就已经加剧，并影响到全球各地的人们，特别是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如今，世界各国需要同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危机两大灾难，其中，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造成的破坏可能比疫情造成的破坏力更大、更持久。当前经济复苏的当务之急是在可持续、包容性、富有弹性的增长道路上重建更好的经济与社会。

　　(2)思考

　　各国政府需要设计和实施全面的刺激方案，以促进强劲复苏、重建更好的经济与社会，解决全球经济的根本弱点、为未来十年规划方向、促进向新的增长和发展模式的长期转型。

　　疫情之后化石燃料的超低价格为加快碳定价和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和合作，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债务和融资限制，使其能够克服眼前的危机，开始持续的复苏和变革。

　　(3)未来方向

　　四大国际行动有助于在重启气候议程上取得进展：

　　一是确保承诺到2050年实现全球零碳排放的目标，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为气候行动设定基准。越来越多的主要排放国已经承诺实现零排放目标，包括欧盟、英国、中国(到2060年实现零排放)、日本和韩国;超过120个国家加入了“气候雄心联盟”(Climate Ambition Alliance)，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或“碳中和”。

　　二是将绿色和可持续复苏作为全球合作的核心。各国政府之间及公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至关重要。

　　三是将私营部门的领导作为行动的基础。亚马逊、英国石油公司、微软、印度信实工业公司和谷歌等都就气候行动发布2020年新公告;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承诺将投资净零碳排放;责任和良好的风险回报之间的联系愈发凸显。

　　四是释放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潜力。包括多边开发银行在内的开发性银行能够支持转型变革，可以帮助各国解决政策和制度障碍，释放可持续投资，减少、分担和管理风险，促进私营部门投资。

　　五、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如何与目标相匹配?

　　(1)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反映出有必要建立更好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提供更多保护。疫情导致这些国家的融资条件收紧，并受到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的影响、面临主权债务评级降级等问题。甚至在疫情大流行前，全球金融架构就应该为跟上全球经济不断变化的发展动态而急需改革，疫情大流行更加暴露出其严重弱点。国际社会必须采取一些大胆的改革行动，以使全球金融体系更好地适应后疫情时代。

　　(2)思考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资本重组。疫情后的全球金融体系应纳入一种机制，以系统提升IMF的贷款能力，使其达到与金融体系复杂性和全球经济规模增长相称的水平。目前，其可用资源总计约1万亿美元，仅占全球GDP的1.1%，不足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系统性危机。此外，IMF面临过度依赖来自非配额资源资金的风险。

　　系统性部署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应在必要时系统地利用IMF的特别提款权这一全球金融体系工具，补充现有的借贷。应改进现有机制，授权IMF将特别提款权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建立更广泛国家可以利用的货币互换安排。应建立框架，以使更多国家能够接触临时性外汇流动性。紧急流动性支持(ELA)的制度化机制将更为有效。

　　完善债务重组机制。二十国集团(G20)推出了暂停偿债倡议(DSSI)，将最贫穷国家的债务付款延至2020年底，这将为这些国家筹集120亿美元资助，但目前只到位40亿美元，远低于预期。关键障碍之一是这些国家担心参与其中可能引发主权评级下调，更难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此外，一些国家在疫情后将面临无法维持的债务水平，对金融体系构成挑战，难以实现债务重组。

　　(3)未来方向

　　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急需改革。增加资源并改革份额分配机制，对于IMF履行其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使命至关重要。IMF股东的大力支持，对于将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提供的货币互换额度制度化、使更多国家可以利用也十分重要。IMF可以通过提供担保来降低交易对手的风险，从而帮助一大批国家获得此类互换额度。

　　对配额计算方式进行以下合理调整：①在配额公式中加入人口变量，并为其配置适当权重;②由于欧元区拥有一致的货币、央行和单一市场，应把欧元区内部贸易或欧盟内部贸易视为国内贸易。

　　在金融系统中建立运作良好的机制，有秩序地调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需考虑除集体行动条款(CACs)外的其他创造性机制，如资本充足、信誉良好的特殊目的工具，以帮助重组私营部门债务。

　　各国领导人应制定新的行动方针，以改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运作，并更好地为应对未来危机做准备。这不仅需要承诺提供更多资源，还需要主要经济大国显示出政治意愿。而现今国际金融机构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岌岌可危。

　　六、全球供应链的未来：对国际贸易有什么影响?

　　(1)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制造业技术的自动化与数据交换等“工业4.0”趋势已对全球贸易产生了影响。在此基础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及其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又对国际贸易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因此，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可能发生中长期演变。

　　(2)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贸易的潜在长期影响可以分为三类：①需求结构的变化;②工业4.0加速发展;③以国家安全为幌子的各种保护主义。

　　需求结构可能发生一些永久性变化。发达经济体的人们将更多居家远程办公，对汽车及汽油、办公与零售空间的需求减少。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广泛的三大产业是汽车、电子和服装，预计电子产品的需求会增加，而汽车和服装的需求会减少。国际旅游业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出口;对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和老年护理的需求可能会增加，这些是发达经济体的移民密集型产业，因此对移民工人的需求可能会增加。

　　工业4.0可能加速拓展。疫情一定程度地改变了成本计算方式。企业已意识到流行病和/或贸易障碍的潜在破坏，机器人可能成为更为划算的制造业用工选择。

　　发达经济体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推行保护主义，或将成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机会面临的最大风险。美国主要针对中国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实际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新的机会。但由于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上升，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保护主义。报告认为中国也存在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如其近日宣布的“双循环政策”，意义尚不明朗。

　　(3)未来方向

　　解决上述风险的最佳希望是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从而维持开放的贸易体系。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应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译者注)向前推进，以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都是积极进展。

　　上述区域性协议有可能将全球割裂成拥有不同规则的“俱乐部”，且美国均没有参与其中。从长远来看，理想的解决途径应是达成更新的WTO协议，处理跨境数据流动、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和国有企业等新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美国和中国(及其他国家)加入TPP，或是中美之间达成一项全面贸易协定。

　　保护主义抬头的危险也延伸到了移民问题上。随着发达经济体对移民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对移民保持开放的态度可能带来双赢的局面。只有美国、欧洲、日本等向移民进一步开放才能实现这一局面。

　　七、全球生产力衰退：采取什么政策使经济复苏?

　　(1)问题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确保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唯一的、最重要的方式。在疫情爆发以前，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就已经开始放缓。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进一步降低生产率增长，加剧不利后果。需要采取积极和全面的政策措施，以改善生产力前景，克服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挑战。

　　(2)思考

　　生产力前景更加黯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造成全球约90%的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并可能加剧生产率增长放缓，最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寻求疫情造成的经济混乱的解决方案时，或能找到提升生产力的机会。疫情引发的技术变革可以转化为结构变革，推动提高某些部门的生产率。

　　对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提高生产率有助于脱贫。金融危机后生产率增长放缓以及此次的冲击，可能阻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现脱贫的目标。

　　(3)未来方向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迅速实施能够促进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政策，从而抓住疫情所带来的潜在机会。为实现最佳效果，这些政策举措应针对具体国家的特点和目标加以实施。

　　政策制定者要促进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①通过加强竞争等方式将资源重新分配给生产力更高的部门和企业;②重振企业采用新技术和创新的能力、确保劳动者掌握适当的技能，以便向新行业过渡;③加强对数字技术的投资，从而提高高质量在线教育和培训的普及性、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最终培养劳动者技能;④建设更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网络，防止因长期收入损失而导致的辍学现象。

　　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适于增长友好型制度环境以提高这些政策措施的有效性。①能够迅速有效解决企业破产问题的、精简的政府法规和健全的破产程序，可以促进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企业和行业流向生产率较高的行业。②降低注册成本和消除行业准入障碍，有助于应对那些容易使脆弱的经济受到干扰和萎缩的挑战。

　　疫情引发的迅速的技术变革可能导致生产收益大幅提高。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这些收益得到广泛分配，以及通过培训和社会保障对与技术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加以充分管理。

　　八、劳动力市场混乱：采取什么政策来缓解冲击?

　　(1)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美洲的打击最为严重，美洲的病例约占全球病例总数的50%(仅美国就占全球病例总数的20%以上)，其经济开始明显衰退。尚不明朗的是，受疫情冲击后，美洲及其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区域差异将如何影响未来其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收入差异，而这些又与不对称的贫困、不平等和人类福祉息息相关。疫情大流行严重影响美洲的劳动力市场，导致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拉大，只有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响应措施来应对劳动力市场混乱问题。

　　(2)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两大驱动力的影响：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技术变革。全球化及技术替代导致对常规、中等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下降，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以及零工和自由职业者等独立工作者增加。但疫情极大地改变了现有格局。美国低工资职业遭到不成比例的破坏;拉丁美洲国家中接触度高、不可远程工作的职业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疫情期间和之后的劳动者流动性受到影响，尽管整个美洲都在急剧裁员，但未来对一些职业的需求可能增加。

　　(3)未来方向

　　尚无法确定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将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永久性的变化。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可能造成永久性失业趋势。

　　疫情对发达与不发达经济体的自动化及劳动力市场影响不同。发达经济体中，疫情推动的自动化和数字化可以创造高技能职业岗位、抑制对低技术服务工作的需求，进一步降低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而由于存在大量非正式用工与非技术性工种、低教育费用、高投资成本、技术扩散障碍等，疫情不太可能加速拉美地区的自动化，反而会压低工资、增加失业的低技能工人数量，进一步降低对自动化的投资。

　　建设适应市场需求的更有针对性的培训体系对于减轻疫情对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冲击至关重要。根据失业劳动者的特点和对具体技能需求的趋势预测，面向流动性高和工资上涨幅度大的职业开展培训。这需要国家-劳动力-企业三方合作。

　　未来工作要求对非工薪劳动者实行新的、介于不稳定的自主创业和受高度保护的领薪工作之间的制度。这种工作的收入易于结算，并且与工作而非工时相关。

　　政策制定者应立即采取行动，推动疫情带来的劳工包容议程。包括制定与扩大针对非工薪劳动者的劳动保护制度，投资终身劳动力发展计划，与私营部门合作制定灵活、积极的劳动政策等。

　　九、解决不平等的蔓延问题：有解决之道吗?

　　(1)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美国和其他地区(如一些新兴经济体)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暴露无遗并进一步恶化。低收入阶层(尤其其中的少数群体)承担不成比例的经济代价、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更可能遭遇失业与福利下降。当前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弱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免受危机带来的健康和经济影响。但政策还必须解决不平等加剧的深层次、结构性驱动因素。

　　(2)思考

　　加剧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被认为是近几十年来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最关键驱动因素。数字技术改变市场及其运作方式，人工智能进一步推动数字革命，其收益的分配在企业层面与劳动力层面均极不平等。疫情加速了生产、商业和工作的数字化转型，加剧了这一不平等局面。

　　去全球化。全球化一直是减少经济体之间不平等的推动因素。全球供应链的不断扩大推动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使其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疫情可能引发去全球化浪潮、民族主义的贸易政策响应，从而破坏这一进程。

　　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的作用减弱。随着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导致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缓解市场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减弱。

　　(3)未来方向

　　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并非当今技术驱动的经济变革和全球化的必然产物。通过制定更好、更具响应性的政策，有可能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成果。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遏制疫情，处理其对健康和经济造成的严重损害。各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预防与应对措施，其在保护弱势群体和支持经济复苏方面越是成功，疫情对加剧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就越小。

　　解决不平等加剧的根本原因的长期议程，是必须完善再分配政策。除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外，还应加强对收入和财富征税的体系建设、推动更广泛的“预先分配”政策议程。这一广泛的议程的核心在于更好地利用技术变革，促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①管理市场的部门和政策必须跟上技术改变商业世界的步伐;②知识驱动的经济中，应改善创新生态系统，以促进其传播;③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扫盲的基础，以获得新机会;④加强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为劳动者提供更强有力的技能提升、再培训和终身学习计划，应对技能需求的变化;⑤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点应更具前瞻性，即提高工人的流动性，帮助其从事新的、更好的工作，而非保护因技术变化而被淘汰的现有工作;⑥国际层面上，既要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已有成果，使之免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又要为由数字流动主导的下一阶段全球化设计新的规则，以确保开放准入和公平竞争。

　　十、疫情大流行的人类代价：是时候把人类福祉置于首位?

　　(1)问题

　　疫情大流行的人类高成本在失业、GDP增长大幅下降、学校教育受到影响、餐馆倒闭等方面都很明显，这些损失有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恢复，有的则不会。其造成的人类代价(人类成本)非常难以评估。疫情前，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均出现生活满意度下降、心理健康问题报告和自杀事件急剧上升等趋势。疫情爆发后，上述趋势和此前即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加剧，公民幸福感大幅下降，所有收入群体的负面情绪显著增加，疫情在本就容易因绝望而死亡的人群中产生溢出效应;疫情期间亚洲人、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焦虑程度远高于白人;年轻人和低收入者等心理健康和孤独状况有所恶化;心理健康不良状况与遵守疫情期间政府指导方针呈负相关。

　　(2)思考

　　对公民幸福感进行测量的研究数据反映了实际趋势，并可以预测未来行为。绝望和压力等不健康指标可用于预测过量服用药物、自杀和其他因绝望而致的死亡，从而衡量社会氛围。研究发现，疫情期间的封锁政策导致了多国公民的幸福感下降，抑郁和焦虑上升。

　　(3)未来方向

　　报告指出了一些积极趋势：人类的超强适应能力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并能恢复到最初的高幸福水平。研究发现，一旦解除封锁政策，美国、英国、爱尔兰、瑞典等国家公民的平均幸福水平就回升到接近疫情前的水平;贫困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等种群的心理健康状况比白人更好、更为乐观。

　　疫情凸显出仅靠经济增长不足以维持经济和社会运转。需要一种更全面的办法，既支持公众健康和公民福祉，又支持经济增长。

　　将公民福祉纳入经济模式和政策优先事项之中，势必将使许多国家更好地应对那些解决办法取决于公共卫生系统和公共信任与合作规范的危机。疫情大流行反映出传染病不分地域与国家，忽视贫困与弱势群体的福祉会造成惨痛代价。福祉指标则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工具，将相对价值与失业、缺乏医疗保险和不安全感等因素联系起来。

　　十一、管理疫情的复杂性：良好治理有多重要?

　　(1)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不足，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未来可能对新兴经济体造成特别严重的打击。遏制疫情的政府行动前所未见，这抑制了病毒的传播，但也对经济造成了损害。本文回顾了新兴经济体政府采取的治理政策及其影响和效果，并推测了可能造成的未来情景及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

　　(2)思考

　　报告以秘鲁和印度在疫情期间的政策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以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争相模仿和超越欧洲和北美国家是错误的。报告指出，根据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数据，英国、突尼斯、秘鲁、印度为全球增长最慢的经济体，GDP损失均超过了20%。

　　新冠肺炎的致死率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全球来看，南美洲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其次为欧洲和美洲，亚洲和非洲受到的打击相对较小。但与其所在区域的邻国相比，秘鲁和印度在疫情中的表现都差得多。二者均以“严苛”的抗疫政策而闻名，进行了突然、长期、严格的全国范围内的封锁，导致了失业、财政援助难以发放、流动工人被迫返回家园等问题。病毒现在几乎已蔓延到两国全境。

　　(3)未来方向

　　后疫情时代，数字技术与业务外包、医疗保健与制药行业将做强做大。疫情提供了使用数字技术的机会，可能会极大地推动外包业务。

　　全球化将重回正轨。把他国商品、劳动力与人才拒于国门之外的反全球化国家，将在产品市场上被其他国家所赶超。

　　疫情有望提高人们对可持续问题的关注，将需求从奢侈品上转移到健康(医疗与制药行业)及“创造性消费”(艺术、音乐与文化)。

　　为利用上述机会，各国需要在保持经济开放的同时控制疫情，至少在短期内需要政府介入被疫情扰乱了的市场。新兴经济体将需要设计新的治理策略来实现既不严格控制经济行为，又不盲目模仿欧美模式。可以仔细研究与设计政策，利用那些已经感染新冠肺炎并具有了短期免疫力的“人力资源”，以保证供应链的连续性。能够成功实施精心设计的干预政策，从而利用这一巨大潜在资源的国家，就能对经济产生巨大而积极的影响。

　　十二、全球教育：如何改革学校系统?

　　(1)问题

　　即使在疫情爆发前，全球已普遍认为太多国家的教育体系未能提供高质量教育，以确保所有公民具备成长所需技能。2020年初疫情导致全球15亿多学生辍学，更是急速加剧了教育不平等。只有不到25%的低收入国家提供了远程教育，远低于90%的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疫情导致学校封闭期间，10%的美国贫困学生无法学习，而富裕社区的少数学生则享受到了更自由理想的学习环境。

　　(2)思考

　　疫情大流行期间，学校在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繁荣与稳定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为普通民众充分理解与感恩。应就如何将教育打造地更为强大、减少教育不公平制定愿景。强大而包容的公共教育体系对社会的短期和长期复苏至关重要，有机会跨越式地加强学校的实力。充满活力的学校是指可以充分满足儿童和青年教育的需求，这样的学校应该是处于社区中心地位的强大的公立学校，能够利用最有效的伙伴关系(家庭、技术、校外项目、机构、商业、健康与社会保障机构等)帮助学习者培养和发展广泛的能力和技能。

　　(3)未来方向

　　为实现上述愿景，必须把握机会，改革教育系统(以学前至中学为重点)，更好地服务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特别是弱势群体。

　　一是充分利用公立学校，并把其置于教育系统的中心位置，因为其在实现全社会机会均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是聚焦教育与学习过程的核心，即关注教育者、学习者和教育材料之间的互动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这是“教”与“学”过程的核心。

　　三是以满足教学和学习需要的方式部署教育技术、为学校提供动力，并防止技术因过于昂贵而反而成为一种障碍。

　　四是在父母和老师之间建立更牢固、更信任的关系。

　　五是接受有关评估、课程完善、新方法推广等的不断改进的原则，帮助学校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活力。